1930年1月，日內瓦。
    西洋棋欧洲冠军邀请赛的决赛在日內瓦湖边的丽晶酒店举行。大厅里悬掛著十六个国家的国旗，拼花地板上铺著深蓝色的地毯，四盏水晶吊灯將整个赛场照得如同白昼。
    观战席上坐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棋手、记者和贵族——英国人穿著花呢西装，法国人抽著细长的雪茄，德国人的坐姿一丝不苟，义大利人的交谈声最为响亮。
    所有人都將目光聚焦在第一號棋桌上。
    刻律德菈坐在棋盘前，蓝色的手杖靠在桌沿，水晶王棋正对著棋盘。
    她还有三个月满十五岁，白色的短髮长到了肩胛骨以下，被一根深蓝色的缎带鬆鬆地束在身后，发尾那一抹蓝色在日內瓦冬日的阳光下泛著冷冽的光泽。
    五官已经完全长开，精致的轮廓像文艺復兴时期油画中的天使被赋予了生命。
    她穿著一件简洁的白色高领毛衣，深蓝色长裙，没有任何首饰。在满厅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中间，她像一块落在彩色玻璃中的透明水晶。
    对面的棋手叫埃米尔·克莱因，奥地利人，四十二岁，三届维也纳公开赛冠军，被公认为中欧最强的棋手之一。
    他身材高大，额头宽阔，棕色的头髮梳得一丝不苟。此刻他的手指正悬在一枚黑马上方，迟迟没有落下。
    棋盘上已经进入了第三十八手。
    刻律德菈在等他。
    她的等待本身，就是一种压迫。
    不催促，不急躁，双手交叠放在膝上，目光平静地注视著棋盘。
    那种平静不是故作镇定，而是一种真正的、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从容——像一个已经看见了结局的人，耐心地等待对手自己去发现。
    克莱因最终落下了那枚马。
    刻律德菈的白象斜移三步，吃掉了他后方一枚从未移动过的兵。
    克莱因的瞳孔收缩了一下，那枚兵是他整个防守体系中最隱蔽的支点，从开局到现在，他用了三十多手棋来保护它、隱藏它、让所有对手都忽略它的存在。
    他以为她也没有看见。
    她看见了。
    五手之后，克莱因的王被逼入了绝境。
    他盯著棋盘，一动不动。大厅里安静得只剩下吊灯发出的细微嗡鸣声，然后他伸手，將自己的王轻轻推倒。
    金属棋子在枫木棋盘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，像一枚银针落在大理石地面上。
    “我认输。”
    观战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记者们的镁光灯闪成一片，白烟在空气中瀰漫。
    克莱因站起身，向刻律德菈鞠了一躬。这位奥地利冠军的脸上没有不甘，没有羞恼，只有一种复杂的、混合著敬意与茫然的神情。
    “殿下，”他用带著德语口音的法语说道，“您是从哪一步开始確定我会输的？”
    刻律德菈也站了起来，握起手杖。
    “从您下第一步棋的时候。”她说。
    克莱因愣住了，周围的记者疯狂地在笔记本上书写。
    “您的棋风非常严谨，克莱因先生。”
    刻律德菈的声音不高，但在安静的大厅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“您偏爱对称的结构，厌恶混乱，每一步都力求让棋盘保持在您的控制之下。这是您的力量。但您害怕失去控制。当我在第十五手將马跳到边缘时，您花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来应对——不是因为那步棋有多高明，而是因为它不符合您对『正常棋局』的预期。从那一刻起，您开始用更多的时间来应对『不符合预期』的棋，而不是来应对我。您的对手从来不是我，而是您自己对秩序的执念。”
    克莱因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他再次鞠躬，比第一次更深，“谢谢您，殿下。我下了三十年棋，第一次有人告诉我，我输给了自己。”
    刻律德菈微微欠身还礼。
    她转身离开。手杖点在地毯上，发出轻微的、有节奏的声响。白色的短髮在水晶吊灯的光芒下泛著微微的蓝色，像一道正在移动的、安静的极光。
    记者们爭先恐后地按下快门，镁光灯的白烟在她身后连成一片。没有人注意到，她在转身的那一刻，嘴角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。
    不是笑，是某种更轻的东西。
    像一枚棋子，落定。
    这是刻律德菈在欧洲赛场上贏下的第一百一十七局。
    自从去年在罗马棋会初次亮相以来，她参加了欧洲各地的邀请赛——日內瓦、巴黎、维也纳、柏林、伦敦。
    每一场，她都是全场最年轻的参赛者。
    每一场，她都贏到了最后。
    义大利报纸称她为“萨伏依的明珠”，法国报纸称她为“棋盘上的天使”，英国报纸则用了一个更克制但也更精准的標题——《她从不输》。
    “从不输”三个字，在1930年的欧洲棋坛，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。
    从1929年2月的罗马首战，到1930年1月的日內瓦冠军赛，刻律德菈参加了超过一百场正式对弈。
    一百一十七胜，零败，三平——那三场平局后来被棋评家反覆研究，最终达成共识：她不是贏不了，是她选择不贏。
    三场平局的对手分別是马尔科·沃尔皮、一位年迈的波兰棋手，以及一个因为紧张而不断出错的法国少年。
    她对沃尔皮是真正的失利后的敬意，对波兰老人是不忍，对法国少年是不屑於在对手最脆弱时落井下石。
    “她不是在下棋。”
    一位法国棋评家在《费加罗报》上写道，“她是在衡量对手。棋局对她而言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她在阅读人，而棋盘只是她翻阅的书页，这让人感到不安。她只有十五岁，一个十五岁的少女不应该拥有这样的眼睛。”
    这篇评论被义大利的审查机构拦了下来，没有在国內刊登，但刻律德菈看到了。
    是费拉里教授通过私人渠道拿到原版报纸，放在她的书桌上，老教授已经七十五岁，退休回到了都灵，但他仍然关注著这个学生的每一步。
    刻律德菈读完那篇评论，將它整齐地折好，放进了抽屉深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