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寒星站在站台上，看著眼前的1960年首都火车站。
    灰白色的站台，绿色的铁皮长椅，穿著蓝色或灰色棉袄的人群，小贩挎著竹篮叫卖热腾腾的豆浆和窝窝头，广播里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播报著下一趟列车的到站时间。站台柱子上的红色標语在晨光中格外醒目：“鼓足干劲，力爭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。
    这是她前世只在黑白老照片里见过的场景。
    而现在，她就站在这里。
    周寒星没有太多时间感慨。她很快收回视线，扶著周大山朝出站口走去。
    “同志，请问去军区医院坐哪路车？”她拦住一个穿著蓝色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，声音平静清晰。
    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看她身后瘸著腿、满脸风霜的老人，语气和善了几分：“军区医院？你们从外地来的吧？出站往右走，公交站那儿坐2路车，坐到东华门，再换5路，坐到头就是军区医院。”
    “谢谢同志。”周寒星点点头，扶著周大山往出站口走。
    “丫头，”周大山压低声音，“咱真去啊？”
    周寒星没说话，只是握紧了他的手。
    出站口人很多，检票员接过他们的车票，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他们，什么都没说就放行了。
    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，周大山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巨大的灰白色建筑。站房上方的大钟指针指向上午十点整，沉闷的钟声在城市上空迴荡。
    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离开老家，也是他第一次来到首都。
    这个从没出过远门的老猎人，此刻站在陌生的城市街头，握著他唯一的外孙女的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    “姥爷，走吧。”周寒星的声音平静而坚定。
    公交站台在火车站东侧，是一排简陋的水泥墩子，上面立著锈跡斑斑的铁皮站牌。等车的人不少，大多是和他们一样穿著朴素的外地人，也有穿著整齐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。
    周寒星扶著周大山在站台边站定，抬头看了看站牌。
    2路车，途经站：东华门、西四、平安里……
    她前世对北京非常熟悉，但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京市。六十年代的京市，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。她只能依靠路牌和方向感来判断。
    等了大约十分钟，远处传来“咣当咣当”的声响，一辆绿白相间的公交车缓缓驶来。车头挡风玻璃上方亮著“2路”的红灯。
    车停稳，车门“嗤”地一声打开。周寒星扶著周大山上车，掏出一把零钱买了票。车上人不多，还有空座。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让周大山坐下，自己坐在他旁边。
    公交车缓缓启动，发出老式发动机特有的轰鸣声。
    周大山紧紧贴著车窗，像孩子一样好奇地看著窗外掠过的街景。宽阔的长安街，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偶尔经过的几栋苏式建筑，骑著自行车穿梭而过的行人，路边穿著蓝色棉袄的商贩……一切都和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深山、村庄截然不同。
    “丫头，这首都可真大啊！”他喃喃道，声音里有种说不出的敬畏。
    周寒星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    她没有告诉姥爷，在她记忆里的那个京市，比眼前这个要繁华千百倍。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霓虹闪烁，夜晚亮如白昼。
    但此刻，她静静看著窗外的1960年京市，心里反而生出一种奇特的平静。
    这是她的父辈们奋斗、牺牲、用血汗浇灌的时代。
    她回来了。
    用另一种方式。
    二十分钟后，公交车停靠在东华门站。
    周寒星扶著周大山下车，在站台上找到了5路车的站牌。等了约一刻钟，5路车来了，他们再次上车，继续向城市的另一端驶去。
    一个小时后，公交车在一个看起来颇为庄严肃穆的大门前停下。
    “军区医院站，到了啊。”司机回头喊了一声。
    周寒星扶著周大山下车，站在医院门口。
    青灰色的门柱，上方是红色的八一军徽，门口有持枪的卫兵站岗，身姿笔挺如松。往里望去，几栋苏式风格的白色大楼掩映在光禿禿的杨树间，隱隱能看到穿著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和穿著军装的伤员进进出出。
    周大山仰头看著那枚鲜红的军徽，嘴唇动了动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    他这一辈子，打过猎，种过地，养活过女儿，现在又护著外孙女。他从不觉得自己和“军队”有什么交集。可此刻站在这所军医院门口，看著那庄严的军徽，他忽然想起了那个他已牺牲的女婿。
    周卫东。
    那个沉默寡言、眼里有野心的年轻人。他当兵走的那年，女儿秀兰才刚怀上寒星。
    周大山一直不太看得惯这个女婿，总觉得他身上有种让人看不透的东西。可现在，时隔十三年，他站在军医院门口，忽然有些明白了。
    也许，他只是选择了一条比打猎、种地更危险、但也更值得的路。
    “姥爷？”周寒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    周大山回过神，看著外孙女沉静的脸，嘴唇翕动了好几下，终於挤出一句话：
    “丫头，要不我们不治了吧？”
    周寒星看著他，没有说话。
    周大山被她看得心里发虚，却还是硬著头皮说下去：“姥爷这脚，瘸了十几年了，早习惯了。不碍事的。这京市这么大，医院看著就气派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咱那点钱，留著给你读书用，將来……”
    “姥爷。”周寒星打断他，声音不大，却不轻不重地敲在他心口上。
    她抬起头，看著他的眼睛：“我们从红旗公社坐牛车到镇上，从镇上坐客车到县城，从县城坐火车到省城，又从省城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北京。路上您没睡过一个囫圇觉，把乾粮省给我吃，把棉衣让给我盖。我们走了几千里路，现在站在医院门口了。”
    她顿了顿，一字一句：
    “您告诉我，为什么不治？”
    周大山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
    他不能说心疼钱，公社每个月给丫头十块钱补助，秀兰留下的、他攒的，加起来也够撑一阵子。可那是丫头以后读书的钱，是她的保障。他一个糟老头子，瘸了就瘸了，哪值得花这个钱？
    他也不能说怕拖累她，这话说出来，丫头会更难过。
    他只能沉默。